经周恩来指示批准成立了“香港秘密收购小组”

建国初期，郑振铎主持国家文物局工作不久，即从各个方面获得消息：由于解放前夕，大陆收藏家所藏的古代书画、版本图籍及古钱币等，有很多流往香港，在香港市面上有大量的中国古代珍贵图书和文物正待出售，有不少属于国宝级的稀有文物。此种情况，已经引起了不少的外国机构、公私收藏家和国际文物贩子的高度瞩目，他们携带着大批美元，聚集在香港，或穿梭于香港与外国之间，不断打探觊觎，随时准备将中国的这些国宝级文物，攫之而去。

郑振铎对此十分忧虑，向上级作了汇报。经过反复讨论，1951年3月，文化部正式打出报告，呈交给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正式申请从国家总预备费中拨出专款，用于在香港抢救文物，并申请在香港成立“收购小组”。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接到这一报告后，立即同意拨出专款抢救国宝，并同意在香港迅速建立起一个“收购小组”，指示要“秘密进行这一工作”。

不久，国家文物局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正式成立。该小组由三人组成：徐伯郊、沈镛、温康兰。“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负责人徐伯郊，是我国著名古文物鉴定专家徐森玉之子，幼承家学，对古籍、字画的鉴定很有眼力。此时他是香港银行界的高级人员。又是著名的大收藏家，属香港社会的上层人士，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均有交往，又素来出手阔绰，认识的人员众多，消息十分灵通。这一切决定了由他出面来收购国宝，不仅方便，还可不致引起外界的猜疑。

   “二希帖”重回祖国怀抱

徐伯郊开展文物收购后最早期的一笔“大生意”，可说是“二希帖”的胜利回归。

所谓“二希帖”，乃是对乾隆皇帝所藏之“三希帖”之两帖的简称。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倒台，“三希帖”中除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仍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之外，王日旬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则流出了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红人郭世五所收藏。

郭世五死后，其子郭昭俊因经济困窘，将“二希”带到香港，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着其贷款即将到期，如果无钱赎回，则此稀世之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由于当时不少外国机构与藏家对之分外觊觎，若“二希”一旦被银行拍卖，则国宝将很可能流出域外。

1951年10月初，正在香港的徐伯郊得知了此情况，立即向郑振铎作了报告。

郑振铎也将此事立即报告了周总理，请求立即拨出专款，将“二希”购回。

郑振铎又再三叮嘱徐伯郊，一定要稳住郭氏，以待国内汇款抢救。

徐伯郊接受任务后，马上找到郭昭俊，向郭申明了大义，希望他把“二希”卖回祖国。郭氏正负债累累，见有人来买“二希”，且是“卖”回祖国，自然高兴，连连答应。紧接着，徐伯郊又利用自己在香港银行界的众多关系，疏通了那家英国银行，答应郭之贷款由他负责偿还，并由自己出面担保，将郭抵押在那家银行的“二希”取了出来，然后同郭一起带着“二希”，按上级安排离港去了澳门。

周恩来在得到郑振铎和徐伯郊的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即会同有关部门商议，并指示一定要将之收购回国，决不能让外国人夺去。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国家派出了王冶秋、马衡，和已经担任华东局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的徐森玉三人前往澳门，对“二希”作仔细鉴定，确定了是真迹无误后，立即当场议价，最后以35万元港币的价格成交。“二希”购回后，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举后来成了新中国重视文物和保护文物的佳话。

   宝礼堂宋版书震惊世界

“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做成的第二笔“大生意”，也是他们的第二次“大战役”，可说是宝礼堂珍藏古籍善本的胜利回归了。

宝礼堂，是上海大藏书家潘宗周的居室名。潘酷嗜藏书，尤喜好宋、元版本，遇有善本，不惜重金，因此其藏书中有宋、元版本111部共计1088册，其中宋版书105部上千卷，元版书6部数十卷，多为历史上的重要书籍，内中又多为海内孤本。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入敌手。潘家传人潘世兹深恐宝礼堂藏书落入日寇魔爪，遂向英国驻上海的一文化机构求救，请其设法将藏书转入安全地带。英国方面对此事也很重视，当即派出了一艘军舰，载上宝礼堂的全部藏书，专程由上海驶往香港，直接藏入了香港汇丰银行的保险库中。

1951年5月，正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潘世兹教授，给郑振铎写信表示，愿把宝礼堂的藏书全部献给国家，郑振铎当即委托徐伯郊在香港全权处理有关接收潘氏宝礼堂藏书的一切具体事宜。

由于将宝礼堂的藏书从香港运回，需要潘世兹亲往香港办理有关手续，在银行办理取物手续也十分复杂，徐伯郊想方设法，往返联系，反复接洽，奔波劳累，一直到1952年9月，徐伯郊才与潘世兹一起将这批瑰宝从香港汇丰银行中全部取出，然后又经徐伯郊的亲自护送，终于将这批古书安全运抵了上海。

张大千藏《韩熙载夜宴图》等国宝顺利回归

“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发动的第三次“大战役”，便是动员书画大师张大千将其藏《韩熙载夜宴图》等国宝“卖”回了祖国，使得这批无价至宝顺利回归。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大千由成都飞赴北平，于当年底以500两黄金的巨款，收得五代巨作名迹《韩熙载夜宴图》，为此他舍弃了在北平买一座旧王府安家的打算。接着，他又以黄金1000多两的代价，在北平、上海等地收得了五代南唐大画家董源的《江堤晚景图》、《潇湘图》，以及清宫旧藏的北宋黄庭坚书法《张大同手卷》，南宋张即之的大字书法《杜律二首》等等。

朝鲜战争爆发后，张大千欲离开香港，率家移民到南美去。

郑振铎在北京得到这个消息后，急忙写信给徐伯郊，指示徐利用其父与张乃世交的关系，在港多与张大千接触，一是希望大千能够回国，二是希望通过大千的关系，能争取将流失到美国、日本等国外的中国古代书法名绘收购一些回来。

当徐伯郊把郑振铎信的内容告诉张大千之后，张大千对郑的关心、慰问与热忱非常感动。尽管出于种种原因，张大千当时没有回国，仍准备移居海外，但他却把自己最心爱的五代画《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画《潇湘图》、北宋刘道士画《万壑松风图》等一批国宝，还有他以前收集到的一些敦煌卷子、古代书画名迹等珍贵文物，一起共折价仅为2万美元，以极低的价格全部“半送半卖”给了祖国。这批珍贵文物皆由徐伯郊经手，由国家文物局全部收购，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52年夏，张大千率家人离开了香港，赴南美阿根廷侨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近30年的海外生活。张大千虽然身居海外，但仍心向祖国。他不仅把自己珍藏的大量古书画等墨宝，以很低的价格，通过徐伯郊之手陆陆续续“卖”回了国内，而且他还想方设法在法国、日本等地购买了许多珍贵文物，并转卖回了国内。